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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党领导政法的体制，作为一种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类型，已经超出达玛什卡教授关于司法和国家权力关系的分类。

国家宪法必须保证，体现于公民权和迁徙自由的国家统一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地方限制所割裂。（3）宪法第33条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32] 谢素珺：《公民迁徙自由权视角下的限制出境制度批判》，《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45]美国的宪政历史，为人们理解中国宪法秩序中的迁徙自由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无需轻言修宪，可以通过对既有条文的解释，将迁徙自由纳入现有条文体系之内。由于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迁徙自由的明确规定，因此目前确立迁徙自由的宪法渊源，主要存在两种思路：（1）通过修改宪法，恢复或者扩充五四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事实上在2000年之后，相关呼吁就持续不断，其中既有要求恢复五四宪法内容的建议，[40]也有把迁徙自由的含义扩展到国际迁徙自由、择居自由和免受驱逐出境权利的提议。比如在美国，虽然1969年的夏皮罗诉汤普森案（Shapiro v. Thompson）中联邦最高法院就已经明确宣布，各州提供福利救济的一年居住期限要求，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应予以取消，但是各州仍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州际迁徙者的福利权。（5）基于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限制，比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禁止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就是为了维护尊重老年人的道德要求。

[36]在201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其后，多个国家的宪法也将迁徙自由与职业自由、营业自由合起来予以规定。[34]在中央，除了原有的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以外，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财贸工作部、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也相继设立。

负责联系与指导各政法机关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央地关系中，党内分级归口管理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从政法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来看，建国初期，中央曾试图建立分部分级管理政法干部的体制，但效果不彰，最终仍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管理政法干部。[11]参见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以下。

[49]《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取消党委分管书记名义的意见》（1962年7月10日）。这与中国的立法体制、财经体制、工交体制、文教体制、科技体制相比，并无本质区别，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36]《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1955年1月4日）。省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建立小组制度，最初是周恩来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协调处理好国务院与中央书记处的关系。[58]除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谢富治先后兼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以外，在地方，上海市从1952年8月至1958年9月，政治法律委员会以及后来的政法工作部的书记一直都是由许建国担任。

[6]《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1990年4月2日）。[26]《中共中央关于死刑案件审批办法的指示》（1957年9月10日）。[34]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如果法院党组与地方同级党委意见不一致时，又该如何处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认为：遇有经党委确定要杀的案子，法院发现确有不杀的事实根据时，应向党委提出意见，党委确定还要杀时仍可声明保留意见向上级党委反映。

由于中央政法工作部没有建立，分部分级的政法干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3]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以下。

[52]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将是在确保中央集体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中央与地方真正意义上的政法分权。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政法强调的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要为政治服务，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需要充分阐释本土概念，如政法、体制、条条、块块、归口管理、小组、党组、组织部、政法委员会、编制等等。[31]1953年1月19日，他在对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的批语中，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再次提出：将农村工作部及政法、统战工作部写进去，并将各部工作任务写完全，似乎要更好一些。总之，中央政法小组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并没有完全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实际作用发挥有限。[41]这里强调了党委特别是党中央与各方权力的权责关系。从静态结构上来观察，政法体制可以围绕三个机构设置来讨论：各级政法机关设立的党组。

在条块关系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以块块管理为主的领导体制。与此相类似，在最近这一轮司法改革进程中，中央政治局在2013年12月30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其中分设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简称司改小组）。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省、市、自治区也要注意发挥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和乡的积极性。（二）学术意义 研究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探索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的政法体制能否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理想类型？从经验上观察，政法体制是单向度的二元的党和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政法工作的归口管理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政法干部的管理，主要归由党委组织部牵头负责，而政法委员会协助管理干部。[5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59]如果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能够成功，这将是对现有政法体制的重大突破。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者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6]在当代中国，尽管已经不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政法部门的重要任务仍是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央的推动下，大部分省委成立了政法工作部。

这是我们在总结过去四年工作的时候，应当得到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教训。[13]本文也将初步揭示，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所奠定的，并且随着制度变迁逐渐形成的。

用西方概念还是本土概念来表述在地法律经验，这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曾有过激烈争论。[3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1953年11月24日）明确规定：政法工作干部———由党委的政法工作部负责管理。

[3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检察和公安系统还强调块块为主的双重领导中垂直领导的一面，而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除了中管干部以外，则必须接受地方同级党委的块块领导。实际上，省级政法工作部的存续时间并不长。

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政法系统的组织人事改革，是我国政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1960年，中央号召精简机构，公检法三机关开始合署办公：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此外，干部管理的相关工作还涉及机构编制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机构。

[21]政法分党组暂时仍存在，协助中央分管各政法部门党组。（二）管业务：从政法分党组到政法小组 省级政法工作部的名称或业务的变更，主要与中央在1958年6月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小组密切相关。

[23]另一方面，党内又突出了地方同级党委领导的重要性。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首先是在同级国家各政法机关中设立党组。

[32]前引[3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1页。[42]同年6月8日，包括政法小组在内的中央五个小组正式设立，并且明确：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